（文/刘媛媛 编辑/周远方）
2026年的春天，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议题以前所未有的热度闯入公众视野。今年全国两会期间，“设置数字成年年龄”的呼声引发热议，多位代表委员建议立法禁止16周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数字保卫战”正在升级：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2月初宣布，将推动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并要求相关平台建立严格的年龄验证机制，提议社交媒体平台运营者对平台上发生的违法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这一提议引发了一场意想不到的“口水战”，社交平台X的所有者埃隆·马斯克在X上连发两条帖文，怒斥桑切斯是“暴君”“叛徒”和“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者”。
而在澳大利亚，相关的“自然实验”仍在持续。自2025年12月澳大利亚实施16岁以下社媒禁令以来，Meta已封禁超54万个账户，但执行漏洞频现：青少年转战监管更薄弱的“地下”空间，部分人通过借用家长账号、使用VPN等方式轻松绕过限制。
一边是“一刀切”禁令的呼声，一边是海外实践的警示。在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已高达97.3%，未成年网民规模突破1.96亿。孩子们是“数字原住民”，网络是他们认知世界的重要窗口。
中国该如何平衡未成年的保护与发展？如何超越“堵”与“放”的二元对立？对此，观察者网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蒋俏蕾教授进行了对话。她长期关注青少年数字媒介使用，早在2011年就基于研究指出，未成年人沉迷的不仅是网络游戏，还有不同类型的网络社交。
这一次，我们从这场全球争议谈起，讨论“一刀切”背后的治理逻辑，探寻中国路径的独特价值，以及“疏堵结合”究竟该如何落地。
禁令迷思：当“保护”变成“物理隔离”
观察者网：最近国内出现了“设置数字成年年龄”的呼声，澳大利亚的禁令也在持续发酵。您之前提到要“平衡青少年的发展与保护”，这种“一刀切”的禁令是否违背了这一原则？
蒋俏蕾：我们为什么强调对于青少年要兼顾保护和发展，是因为现在的青少年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原住民”，他们从一出生就生活在数字媒介环境中。他们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数字化和社会化过程是同步交叠的。而禁令的逻辑是：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禁止，过了这个时间点就可以放开。这不符合健康成长的规律。
我个人觉得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一些国家，突然间实施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可以被视作一个巨大的社会实验。国内外学界也在观望，它之后可能会出现诸多问题，并非一个优化的治理样板。
可以看到，禁令实施后，Meta封禁了54万多个账户，但媒体披露，许多16岁以下人群的账户或被封禁后又重新激活，创建新账户的年龄认证可被“轻松”绕过。这就像你筑了一堵墙，孩子们会想办法翻过去。他们反而可能会进入一些没有被监管到的灰色地带，风险更高了。
观察者网：有人认为，这种禁令本质上是将复杂的网络治理简化为“物理隔离”，是一种“治理惰性”，您怎么看？
蒋俏蕾：这种批评有一定道理。禁令背后反映的是社会的深层焦虑——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太大了，大到让社会觉得必须做点什么。焦虑可以理解，但不能被焦虑裹挟。
这些禁令的出台和国内部分的呼声说明，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已经不只是家庭层面或学术论文里讨论的问题，而是全球不同社会语境下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数字媒介，已经成为年轻一代成长的环境，对他们的信息获取、认知习惯、社交活动等方方面面都有深远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
可能以前有些家长或公众层面没觉得它那么重要，但通过这些禁令，大家强烈地意识到它的重要性。其实中国在青少年新媒体使用方面一直有很多很好的经验，但因为政策是渐进式的，大家平时可能感知不强。反倒是国外推行禁令后，大家才回过头来反思，意识到原来我们之前已经做了很多。
比如，2024年下半年，网信办发布了《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推动未成年人模式从单一的“青少年模式”升级为系统集成的保护方案，把内容生产平台、移动智能终端、应用程序都结合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一体化的思路，而不是简单地把孩子隔离在网络之外。
更重要的是，今年3月1日起，《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正式施行。它把模糊的“不良信息”细化为数十种具体场景，首次将“不当使用未成年人形象”单列，直指“网红儿童”摆拍牟利等乱象。这意味着我们正在从“管控身份”转向“管控内容”，从“软倡导”走向“硬约束”，这才是治理的精细化方向。
中国路径：超越“追随”的治理智慧
观察者网：实际上中国的社交媒体生态与国外有很大的不同，微信、抖音等成为“超级应用”，集成了社交、支付、学习等多种功能。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不能照搬国外的禁令模式？
蒋俏蕾：确实如此。我们要扭转一个思维惯性——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习惯于把西方的做法视作先进来学习。但现在，从平台形态到治理经验，我们已经处于领先位置了。
我们国家的媒体生态、社会文化情境，跟目前推行禁令的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很不一样。不能因为国际上有了先例，我们就要照搬。从早些年我们更多是借鉴、追随西方的媒体技术治理，到现在我们很多新媒体的形态和应用技术已经走在前面，甚至反向输出。这种情况下，更要谨慎看待这种“一刀切”的禁令。
多年前《纽约时报》专门以微信为例做过一期视频报道，把它比作“瑞士军刀”——多功能、集成化。西方国家发现已经很难说微信对应的是WhatsApp还是什么，它早已超越了即时通讯的单一功能。抖音更是实现了反向输出。在这种媒介生态下，国外那种“用年龄划线、简单屏蔽”的做法，并不适合我们。
观察者网：那我们的治理思路有什么独特之处？
蒋俏蕾：我们的思路是“在开放环境中建好安全围墙”，而不是“在数字世界里关上大门”。具体来说，有三个特点：
第一，制度先行。从202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到2024年《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施行，再到今年3月的《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制度的“蓝图”越来越清晰。
第二，技术赋能。未成年人模式从“减法”走向“加法”，不是把成人内容剔除后剩下的给孩子，而是专门为他们打造有吸引力的专属内容池。分龄推荐、时长管理、功能限定，形成一个系统化的保护网络。
第三，责任压实。最高法刚刚发布的涉未成年人民事案件工作指引，明确了未成年人网络充值、直播打赏的效力判断标准。比如，15岁的小张未经父母同意打赏20万元，法院认定行为无效。
观察者网：提到平台责任，目前国内主流的网络平台都设有“未成年人模式”，已经是比较前瞻的举措，但现实中，很多平台的“未成年人模式”使用率并不高。问题出在哪？
蒋俏蕾：其实我国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方面一直有前瞻性的探索，从《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再到针对AI、算法推荐等新应用的持续完善，治理体系一直在跟进。
但未成年人模式最大的痛点是，目前很多是“减配版”。我们在访谈中听到很多孩子说，进入这个模式后，能玩的东西少了一大半，有意思的都被拿走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平台需要从被动“合规”转向主动“赋能”。不是“按规定做了什么”，而是“专门为孩子打造了什么”。
比如，能不能有“亲子模式”，家长和孩子可以一起使用、一起互动？能不能像少年宫、游乐场一样，打造出专属的优质内容，让孩子觉得“这是我的地盘”？
短期看，平台做这些可能不赚钱，但长远来说，让未成年人与平台相伴成长，将来他们会更认可相应的平台，这也是在培养未来的用户。而家长也愿意为优质内容付费，从长远的角度是可以实现可持续的。
疏堵结合：谁来筑起那道“数字防线”？
观察者网：您在多篇文章中都强调，应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家庭监护的作用应放在首位。但现实是，很多家长的数字化能力还不如孩子，怎么打破这种“新手带路”的困境？
蒋俏蕾：首先我们要厘清一个概念：媒介素养不只是“会用手机”。它包含两个层面——功能性素养和批判性素养。
孩子们作为“数字原住民”，在功能性素养上无师自通，怎么划屏、怎么注册，比家长溜多了。但在批判性素养上，因为心智不成熟、人生阅历不足，他们可能不知道如何甄别信息真假、不知道互联网里推崇的价值观是否正确、如何识别风险、遇到问题该向谁求助。
而成年人，恰恰在批判性素养上有优势。价值观更稳定，社会阅历更丰富，能判断一些东西合不合理。所以家长需要做的不是“比孩子更会玩手机”，而是教会孩子另一个维度的素养：不能加陌生人、不能泄露家庭隐私、遇到不对劲的事要告诉父母。
举个例子，很多人看到网上信息就以为都是真的，或者觉得AI说的就是对的，不明白AI的信息从哪来。3·15期间媒体也曝光了，现在甚至有人专门利用AI抓取的渠道做营销“投毒”，如果缺乏批判性素养，很容易被误导。同样，家长哪怕没玩过某个游戏、没用过某个平台，也可以提前引导孩子注意隐私保护等。这些引导不受使用技能的限制，恰恰是家庭层面需要重视的。
观察者网：所以关键是“沟通”而非“管控”？
蒋俏蕾：对。与其一味说“不许”，不如一起商量每天用多久、什么时候用，在约定中帮孩子学会自我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姚明去年提议“息屏24小时”，但他调研发现，如果缺乏现实替代场景，青少年即便短期息屏，也难以形成长期习惯。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多久”，而在于离开屏幕后去哪里、做什么、和谁在一起。
观察者网：这就涉及到线下空间的问题了。孩子们沉迷网络，是不是也因为现在线下的社交空间被压缩了？
蒋俏蕾：这正是我们需要反思的。线上活动时间多了，线下时间必然被挤占，但线下体验是线上无法替代的。朋友在你需要时的一个拥抱，运动后酣畅淋漓的感觉，这些真实的体验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当然，家庭是离孩子最近的一环，但不能只靠家庭解决，需要多方协同。我们在关注网络影响的同时，要意识到网络空间无法替代真实物理空间中的体验。长时间上网会带来久坐、近视、肥胖等身体问题，也会影响孩子线下交往、体育锻炼、接触自然的机会。
线上和线下需要平衡，好的线上活动可以和线下联动。比如优质的内容资源可以推荐孩子去线下场馆体验；线上交流的朋友也可以约着一起运动。关键是要避免线上使用过度挤占线下时间，不要让它成为线下生活的替代品。
所以“疏堵结合”不只是盯着屏幕，还要重建一个更友好、更有趣的线下物理空间。我们鼓励博物馆、科技馆、体育场馆等扩大开放，丰富课后服务与文体活动。
观察者网：最后想问，您对未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方向有什么期待？
蒋俏蕾：我希望看到“多元共治”的格局真正形成。家庭、学校、平台、政府、社会，缺一不可。
家庭要做的不是“严防死守”，而是陪伴与引导；学校要把网络素养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提升思维意识；平台要把保护嵌入产品设计全流程，而不是事后补救；政府要持续完善法规，用刚性制度筑牢防线。
结语：保护不是做减法
对话中，蒋俏蕾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保护不代表做减法。”在数字时代，我们无法让孩子与网络隔离，但可以让网络与孩子共同成长。从澳大利亚禁令的实践来看，简单的“物理隔离”注定难以奏效，而中国的制度探索、平台创新、多方协同，正在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今年3月1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分类办法》正式施行，最高法涉未成年人案件工作指引同步落地。这些“硬约束”与“软环境”的结合，或许才是“疏堵结合”的真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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